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 邓 飞
五月十六日，我红一军团作为前卫部队，从会理出发，取道德昌、西昌、冕宁，向大渡河的安顺场前进。前卫一团十七日攻占德昌之后，部队继续前进。到达西昌时，西昌城内的国民党驻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的部队固守不出。我军没有攻城，而是绕道西昌城外，进入冕宁境内，并于二十一日占领冕宁县城。
冕宁是彝族聚居区。长期以来，那里的人民饱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严重的民族岐视、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二十二日，我军进至大凉山。那里彝族部落很多，与我们的风俗习惯很不一样，语言也不通。由于他们不了解红军，因此，作为红一军团前卫连的工兵连受到了阻击而未能通过。后来，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族咕基家的首领小叶丹一起斩雄鸡喝血酒，结为“金兰之盟”。最后，他们终于同意我们从这里通过了。
当时，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使彝族人民能够对红军有所了解，我们的部队不进民房，不扰村民，克服了诸多困难，在道路两旁的树林里露营。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在树林中根本无法睡觉，而是坐在冰冷的石头上，背靠背休息。寒风瑟瑟，冷雨凄凄，同志们哪能睡得着哇？只能半睡半醒地坐着，用手挠着头皮，将就着熬过了漫长的夜晚。
部队路过彝区的时候，我看见在路两边的山坡上有许多彝族居住的村落，在道路的两侧，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彝族群众。他们带着惊异的神情，微笑地看着我们前进的队伍。有个高个子男人，对着我哇啦哇啦了一些什么。我听不懂他的话：但知道他的意思是向我要钱。因为有所准备，于是我给了他一块小银（伍角）。他接到钱后非常高兴，并欣喜地向他的同胞诉说夸耀。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从而消除了彝族群众的误解，顺利地通过了冕宁彝族居住区。
三十年后，即一九六五年六月中旬，我从成都乘汽车去渡口市（今攀枝花市），经过冕宁县政府时，有一位彝族副县长（姓名忘记了）招待我吃午饭。我问他：
“我们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时，有很多树林，林子里有许多高大的树木：现在怎么都看不到了？怎么只剩下一些不高的小树了呢？”他说：“那些大树在抗战时期就被砍光了，现在这些小树都是解放后才栽的。”
我又问：“你今年多大岁数？”
他说：“四十岁。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时才十岁。那时我已经懂得一些事情了，知道红军纪律很严格，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是为工农群众谋利益的，知道红军对彝族人民平等相待，与国民党大不一样。”
我说：“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共产党有着正确的民族政策。”
他连连点头，说道：“自从红军长征路过这里之后，彝族群众对共产党、对红军有了一定的认识，受到了不小的教育。”
我军通过大凉山彝区之后，向安顺场方向急进。前卫一团担任着夺取安顺场的任务，他们经过今石棉县的新场（原名光明场，又名农场）、马鞍山，于五月二十四日晚上抵达安顺场。我们六团在一团之后跟进，于二十五日早晨进驻安顺场右翼的下坝、小水。在六团之后跟进，也是在二十五日这一天，到达了安顺场左翼的老街。
当时，敌军为了阻击红军北上，在大渡河北岸的布防形势是：敌刘文辉二十四军所属的五旅第七团驻在苏家坪，安顺场渡口北岸的安靖坝有一个营的兵力，距苏家坪八里。上游挖角坝有一个团，下游的乐山、峨边等地还有六个混成旅。此外，国民党中央军薛岳追击兵团之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则追击红军到西昌、泸沽一带，距大渡河只有几天的路程，眼看就有形成一个前后夹攻的包围圈的危险。
为了尽快甩掉敌人，实现我军的战略意图，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抓紧进行渡河的准备。五月二十五日，他们在安顺场找到一只船，在安靖坝搞到一只破船找木工修复，二十六日我一团一营在小水又找到一只船。这样，他们就利用仅有的这三只船，在当地船工的大力帮助下，打响了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我部队集中火力掩护渡河，军团炮兵营长、神炮手赵章成连发了三颗迫击炮弹。我们站在河岸的沙滩上，看着炮弹不偏不斜正好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溃不成军，拼命逃窜。
就在同时，我听说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五团以及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领的侦察连占领了大树堡渡口，大造在大树堡渡河的声势，并且备料造船迷惑敌人。蒋介石、刘湘急忙向那里调集部队，从而忽略了在安顺场、泸定桥等其他渡口加强防备。当我佯攻部队得悉红一团已于二十五日在安顺场开始强渡之后，即火速返回安顺场。
当时，我们六团正在安顺场下游的下坝、小水。下坝位于大渡河一个大沙滩的边沿，有几十户人家，仅有一条小街，路面全是石头铺成的。附近的山脚下还有着零散的住户。小水又在下坝的下游，距下坝约四里路，有十多户人家，当时我们六团一营驻在那里。上级给我们团的任务：一是要接替红一团二营，担任向农场（今石棉县城）方向的警戒（安顺场距农场二十四里）；二是用重机枪等火力扫射对岸安靖坝之敌以及被击溃之敌，掩护红一团强渡；三是接受一军团首长临时下达的任务。
我们团指挥所设在下坝的沙滩上，用电话与上级联络。二十六日中午，当时的军团长林彪打来电话，要我们询问已经渡过河去的一团二营在什么位置以及对岸的情况。可是这一带河面宽达二百多米，水深十二米多，流急浪大，波涛澎湃，用吹号的方法与对岸联系根本听不到。我们用望远镜看河对岸，只见一团政委黎林同志在河对面的小路上走着。我把这个情况向军团首长做了报告。首长用电话问：
“你看到黎林没有？”
我答：“我看到他了。”
首长问：“你问他们部队已到什么地方？”
我答：“我们现正在吹号联系，他们听不见。”
首长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标语摆在沙滩上问他。”
我说：“这个办法好。”
于是，我与朱水秋商定，让宣传队的同志写好了大字标语摆在沙滩上，并发了信号弹，与对岸的黎林同志联系。黎林听到信号弹后，用望远镜看到了我们的问话标语，于是当即用大字标语回答说：
“二营前卫连进至苏家坪，该敌已向汉源方向逃窜。”
我即刻将黎政委的回答用电话向军团首长做了汇报。
我们到达大渡河的时候，有的老年人对我们说：“七十多年前，石达开在这里打了败仗，全军都覆没了。你们可要千万注意哟”
我回答说：“我们与石达开不同。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为工农群众服务的队伍。我们有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一定能够渡过大渡河。”
一八六三年五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两万西进，在这里苦战一个多月，最终陷入绝境，以至于全军覆灭。石达开本人也惨遭清政府的杀害。七十二年后的一九三五年，同样是五月，同样是河流洪水爆发的时节，中央红军也来到了安顺场。当时蒋介石狂妄地叫嚣：“大渡河乃太平天国石达开覆灭之地，现在共军入此彝汉杂处，……必步石达开的覆辙。”他叫嚣“要让共产党做石达开第二，”他令其部队“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然而，我中央红军却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妄想。我先遣队红一团已经在强渡大渡河，我后续部队也同样要胜利地渡过大渡河。这正如陆定一同志所写的那样：“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但是，由于安顺场南北两岸悬崖陡峭，地势险峻，而且河流水急浪高，河面宽达二百多米，再者又仅有三只小船，每往返一次就需要一个小时，因此，如果整个野战军部队都从这里过河，前后就得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显然，这是当时的敌情所根本不能允许的。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和朱水秋团长站在下坝的沙滩上，望着往返于大渡河两岸正在进行紧张强渡的三只小船，又喜又忧。喜的是我红一团已经突破了面前的这座天然屏障，正在抓紧时间渡河。忧的是眼下船只太少，如果渡河时间拖得太长，弄不好就有被分割于大渡河两岸，遭到敌人各个歼灭的危险。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电话员谢金福说：
“三零一（二师师长陈光代号）要三零九（六团团长朱水秋代号）讲话。”
朱团长接过电话，认真地听着陈师长说：
“根据当前的敌情，我野战军要全部在这里渡河是不可能的，时间拖得太长将对我军不利。因此，中央军委决定：除一师三个团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外，我野站军主力部队沿大渡河西岸,上行抢夺泸定桥。现在以四团为前卫，担负夺桥任务，于二十六日下午出发，于二十九日夺取泸定桥。你团在四团后跟进，于二十七日拂晓前出发。师直和五团随你团后跟进……”
我当时就站在朱团长的旁边。他放下电话筒，对我说：
“四零零（我的代号），你听到了吗？”
我说：“听到了。”
于是，我俩让通讯员立即把团参谋长刘瑞龙和团党总支书记张国华找来，把师长的命令及时地转告给他们。随后，我们通知各营连尽快做好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据了解，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三百四十里行程，道路崎岖，要翻好几座山，途中还有着盘踞的敌人。但当时我军对泸定桥的敌情还不太了解，只知道川康之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正向泸定桥方向调遣兵力，企图固守该桥。
五月二十七日凌晨，我六团全体指战员沿着四团走过的道路向泸定桥方向挺进。当时天空乌云密布、冷雨潇潇，河水浪花喧腾、哗哗作响。我全团指战员在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上冒雨行进。我们走了三天，先后经过了安顺场、菩萨岗、猛虎岗、磨西、德威、杵泥、田坝、沙坝等地，一直向泸定桥方向前进。第三天一天就走了一百八十里的路程。
二十九日下午，红四团夺得了泸定桥。当天晚上，我六团供给处主任胡弼亮也率领各营连的扎营人员过了桥，并做好了部队吃饭和休息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十日凌晨，天刚蒙蒙亮，我团便开始过桥了。泸定桥长一百零一米，宽两米多，整座桥用十三根铁索连结于大渡河的东、西两岸，其中九根铁索作桥面，左右各有两根作扶手。桥面离水面几十米高，桥下激流翻滚、恶浪滔滔。人走到桥上桥身摆动，令人毛骨悚然、心惊胆颤。我们过桥时，桥面上铺的板子各式各样：有敌人未烧尽的桥板，有门板，还有店铺用的窗板等等，拼成了整个桥面。我平生第一次过这样的铁索桥，桥身摇摇晃晃，真有点害怕。由于桥身晃悠，所以过桥时人员之间的距离要拉得大一些，需两三米左右。我骑的那匹骡子试探着走了几步就不敢走。饲养员刘海生对它说话，它跟着饲养员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对岸。过桥之后，我们进到了泸定县的老街休息、吃饭。在那个时间，能够吃上一顿饱饭，又能够歇上几个小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了。
到达休息地之后，我和朱水秋团长即去四团团部与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见了一面。他俩向我们简要地介绍了敌军在大渡河下游的布防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