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了彝族地区，经过一百四十里路的强行军，我们红一团在安顺场前一个镇子上停下来。这里离安顺场约二十多里路，中间隔一座大山。团部和三营就地宿营了；二营在团政委黎林同志带领下，向大渡河的下游佯动；我们一营由杨得志团长亲自带领，继续前进。任务是：消灭安顺场的守敌，找到船只，抢渡天险大渡河，打出一条路来。
　　最后这一段路是极其难走的。天漆黑漆黑的，又不停地下着细雨。衣服早已湿透了，被这深夜的山风一吹，冷得人直打寒噤。部队忍着长途行军的疲劳，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踏着又湿又滑的石子，快步前进。
　　当日晚上八九点钟，我们翻过了这座大山。刚走下山顶，就听见一片轰隆轰隆的响声，那就是横在我们面前的大渡河。站在山腰上向前望去，透过迷迷蒙蒙的雨雾，可以看见山脚下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我们要夺取的渡口安顺场。
　　部队停在山坡上休息。我跟着通信员走进一条小山沟，来到一间小草房子跟前。这时，火光一闪，门开了，一位老乡由我们一个同志陪着走出来，接着就听见里面在喊：“一营营长来了没有？”听得出，这是军委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声音。
　　“来了！”我连忙走进屋里去。
　　这间草房很小，原来是老百姓挖煤的小棚子，四壁乌黑，一支洋烛忽闪儿忽闪儿地跳着。刘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委正在谈着什么，见我进去，聂政委往里挤了挤，招呼我坐下，说：“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他向我解释了石达开是什么以后，接着又详细地谈了谈我们当前的情况。听了聂政委的谈话，我才更清楚地认识到今晚执行渡河任务的重要意义。形势真是十分严重：前面是敌人重兵扼守的天险大渡河，后面是滔滔的金沙江和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几十万追兵，往西南是八百里荒凉地区，不能活动；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只有打过河去，而且要很快地打过河去，别的路是没有的。这种困难的处境和当年石达开的处境有些相似。“但是......”谈完了情况，聂政委握紧了拳头说，“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一定要渡过去！渡过去，我们行动就自由了！”
　　“这就要看你们了。”刘总参谋长把话接过去，向我谈起了安顺场守敌的情况：“安顺场驻着敌人一个团，但是被彝族群众给解决了，只剩下一个姓张的副团长带着三四百人在那里，而且和对岸敌人不一伙……”他讲得很慢，声音很低，但又清楚又具体。这不由得使我想到刚进门时碰到的那个老乡，显然，这些情况是他从群众中调查来的。
　　谈完了情况，他把声音略微提高了一些，严肃而又简短地交代了任务：第一，消灭安顺场的守敌；第二，迅速找到船；第三，立即渡河；第四，渡过河去，固守滩头阵地，掩护后面部队渡河。最后，他说：“孙继先同志，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记住，第一个任务完成以后，点一堆火；第二个任务完成以后，再点一堆火……等我们看到第三堆火，我们就知道你们渡河成功了。明白吗？”
　　“明白！”我心里很紧张。恨不得一步就走回去，指挥部队行动。
　　“那好，你跟你们各连的连长、指导员讲讲，马上行动！无论如何要迅速偷渡，这样容易成功！”当我离开煤棚时，刘总参谋长又嘱咐我：“毛主席就在我们后面，他相信我们能渡过去。我们一定要过渡去！”
　　走出煤棚，我急忙往山坡走去。这时，雨停了。月亮一会儿从云彩缝里钻出来，把山沟照得通亮；一会儿又躲进云彩里，同时天空中又稀稀落落地洒下几个雨点。战士们都在山坡的湿地上呼呼地睡着了。我小心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心里暗想：再过几分钟以后，他们就要去执行这样一个光荣的、艰巨的、几乎是决定全军命运的战斗任务了；他们要是知道的话，也要和我一样兴奋，恐怕很难睡得这么香了。
　　我把各连干部找了来，扼要地谈了谈情况，把部队部署了一下：一连走前面，从安顺场西边冲，三连从西南面冲，二连和营部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冲；二连并负责搞船。
　　十点钟，部队开始行动。我随着二连，以小跑步向安顺场前进。沿路可以看见路口有一些张着黑口的碉堡，不知是没有发觉我们呢还是不敢打枪，都静悄悄的。我们不理它，一直插向街心。
　　显然敌人没有想到我们会来得这样神速，他们毫无戒备，甚至当我们隐蔽地冲到大街上时，还可以看到房子里透出灯光，传出胡琴声、唱戏声。直到我们冲到跟前，敌人的哨兵才惊惶地喊：“哪一部分的？”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一个冲锋打过去，经过二十多分钟，战斗解决了，只剩下敌人那个团长带着二十多个人钻进一家土豪的土楼里，坚决不缴枪。
　　现在，消灭残敌已经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船。战斗还没有完全解决，二连就去找船去了，但到底有没有船，还没见报告。我派出了少数部队把土楼围起来以后，就钻进村东头一家人家，派通信员找来一个老乡。
　　那老乡约有四十多岁，穿身旧青布衣服，打着赤脚，看来是个贫苦人，可是见了我很有些害怕。我向他解释了一下，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们这岸有多少船？”
　　那老乡一个劲儿地摇头说：“没有，一只也没有，船都叫他们拢到对岸去了！”
　　我一听，就像兜头挨了一闷棍。过了一会儿，我才又探问他：“他们队伍上常来往，有没有船？”
　　“那……有一只小船，他们来往送信，送东西，可是有时候在这边，有时候在那边。”
　　这是唯一的一线希望。我谢了他，连忙派出人把这个情况通知二连，让他们赶快搜寻。我到警戒上转了一趟，又匆匆地转回房子来，等待着找船的消息。这段时间实在难熬。“到底有没有船？能不能找到？”这个问题把我弄得坐立不安。在这焦急的时候，大渡河水的声音好像特别响，又单调，又震人，再加上街心楼里的残敌，还不时地打出一两声冷枪，搅得人更是心烦。十分钟过了，半个钟头过去了……眼看就是个把钟头，还不见消息，这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
　　正在这时，忽然听见东南方向响起了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二连一个战士跑来报告：“营长，找到了一只船！”我一听，连忙跳起来跟着他向河边跑去。
　　在离街一里多路的河边上围着一大堆人。借着时隐时现的月光，我看见一只小船漂在水面上，几个战士正紧紧地用手拉住它，船边有几个俘虏狼狈地站在那里。二连指导员黄守义走上来，向我报告了情况。原来在安顺场街下面二百公尺处有一条干河岔子，那是敌人两岸间联络的渡河点，河岔上有一座小桥，敌人在桥边专筑了一个碉堡，派了一个班看守在那里。我们冲向街心时，曾从这桥上走过，但没有发觉他们。战斗打响以后，他们就乘上小船向对岸逃跑。当黄守义带着人搜索到那里时，他们离岸已经有三四十公尺了。幸亏河边水浅，战士们连忙跳到水里，拿机枪兜空一扫，吓唬了几句，那些家伙才乖乖地返回来。事后想起来，实在可怕：要是我们的动作再晚几分钟，船划过中流就不好办了。据俘虏说，所有的民船都拢到对岸去了，这是南岸仅有的一只船，只为听说红军要来，因此五天中只有一天停在这里。今天正遇上我们，可算巧极了。
　　按照上级的命令，夺得船以后应该立即渡过河去，占领敌人渡口的。但是，就地立即起渡却不可能。因为对岸是峭壁，水流湍急，中流还有大大小小的暗礁。据老乡说，要想渡过河去，必须把船拉到上面的渡口，在晌晴的大白天，由很好的船夫驾驶，才能对准对岸的渡口。而我们现在正是夜间，不知水性，又无船夫，如果勉强起渡，即使中途船只不被礁石碰碎，到了对岸也难以找到渡口上去。更重要的是：这是仅有的一只船，它关系着全军渡河的成败，万一遭到了损失，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等把船拉上去再渡吧，时间又不许可。在这湍急的河水里，逆水把船拉上一里多路，至少也得一个多钟头，那就要三点多钟了。
　　怎么办……
　　请示上级是来不及的。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下定决心。可是，这个决心多难下啊！我望望那只小船，又望望那咆哮奔腾的河水，我的心也像大渡河水一样在翻滚。好大一会儿，我才下了决心：不能马上渡。我叫过黄守义指导员，命令他争取在半个小时以内把船拉到起渡点上去。然后，派出通信员跑步前去报告刘、聂首长和杨团长。
　　直到决心下定，我回到屋里，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这才想起：还没有点火发信号呢。刚叫人去生火，就听见外面刘总参谋长大声地喊：“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了？”原来刘、聂首长因为看不到信号，已经亲自赶来了。刘总参谋长一见我就批评道：“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渡？为什么不发信号？”
　　我没吭声。我完全理解首长这会儿那焦急的心情—在这样一个关系全军命运的战斗面前，枪声没有了，火光也没点，谁知情况会怎样？他肩上担着关系全军安危的担子哪！这时，聂政委走过来问：“到底情况怎么样？”我说：“慌了，忘了点火。”接着把战斗和搞船的情形以及自己的打算报告了一下。一边讲，一边惴惴不安地望着刘总参谋长—到底我的决心对不对呢？
　　刘总参谋长定睛望着我，静静地听完了我的报告，想了一想，点点头说：“好吧，一营睡觉。把全街能买到的好东西都给你们吃，明天一早强渡！”
　　其实，大家都在为这个任务激动着，哪能睡得着？同志们东一堆、西一堆聚在一起，吃着东西，说着笑着，等待着这个战斗的黎明。
　  我更是睡不着。组织部队把小土楼里顽抗的敌人消灭掉以后，便利用拂晓的时间，组织了干部，把对岸的敌情、地形、水情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和观察。这时，我们对这个天险才有了准确的了解：河面虽然不算宽，不过三百来公尺，但水流却实在急得惊人，每秒钟流速大约有四五公尺。站在河边上看河水，那水势陡得连水面也有个斜坡。急浪涌起的漩涡，一个接一个；不知谁扔进了一根小木棍，眨眼工夫，丈把远下去了。特别是那几块礁石，像狗熊似的蹲在河心里，更是令人惊心，急浪撞在上面，激起很高的浪花，弄得整个河面都有些雾蒙蒙的。敌情、地形也很复杂，对岸是几十公尺高的峭壁，石壁被劈开，用石块砌成一条孔道，这便是渡口，一条立陡的台阶直通上去。阶梯约有一间房子那么宽，共四十多级，每一层有二尺高、一尺宽，可以平平地躺下一个人；上的时候则需用手扶一下才能跨上去。突击部队就必须沿着这条孔道冲上去。在阶梯的顶端，就是敌人的工事，三个独立房屋，由半人高的围墙围着，四个碉堡俯视着整个河面和台阶，周围满布着散兵壕。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就据守在这里。要夺下渡口，必须选择精悍部队，乘那只唯一的小船，渡过急流，冲上台阶，夺取整个敌人的工事。
　　天亮的时候，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安排停当。船夫早已找好了—从当地群众中找来十四五个撑船的老手，做好了思想动员，每人又先付了钱。火力也组织好了：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一字布置在河岸上。连军团炮兵连的三门迫击炮也用上了，遗憾的是炮弹太少，总共只有四发。不过我们都相信，赵章成同志是全军有名的神炮手，是靠得住的。
　　强渡，决定在九点钟开始。七点半钟，全营就集合在岸边了。作战斗动员的是青年部萧华部长。他简单地讲了讲渡河的意义，然后提高了嗓子问：
　　“同志们，谁愿意坐第一船过去？……”
　　这句话刚出口，顿时乱了营。谁都要坐第一船。你争我抢，连伙夫也站起来要求了。我看见有些连长、指导员想让本连争得这个任务，又不好意思出面，就跟这个战士咬咬耳朵，推推那个同志的肩膀，鼓动着战士去“闹”。营部通信班的同志大概原以为这第一船稳是他们的了，现在首长向大家一号召，更是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直扯我的衣服，倒像我能给他“人情”似的。同志们的嗓门儿一个比一个高，一片喊声，把大渡河水的响声都给压住了。
　　萧华部长也没料到会这样，一时也给弄得没了办法，只得扬着手笑着说：“同志们，静一静……”哪里静得下来。这时，聂政委插话了。他说：“算了，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吧，叫谁去谁去！”顿时，全营同志的眼睛都朝着我看来了。
　　看着这情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我们的战士多好啊！谁都知道执行这个任务有多么大的危险在等着他们，但他们却在争抢着要去。我请示杨团长：“二连长打仗勇敢，一排长也不差，还是叫二连去吧？”
　　杨团长点了点头说：“好！”
　　这一决定宣布以后，一、三连好不服气，又争了一阵，但二连的同志早已把船牢牢地护起来了。自然在二连也少不了一场争抢，最后还是决定由一排的一、二班，加上连长、排长，组织了这支突击队。现在，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突击队员们的名字除了连长熊尚林、排长曾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以外，我都记不清了。最使我永生难忘的，是二连的通信员，当渡河突击队要出发时，他突然哭着从队伍里冲到我面前，嚷着：“我要去，我一定要去！”我被他的求战情绪所感动，批准了他。他破涕为笑的站到突击队的行列里，可惜的是他的名字也记不起了。但他们十七位英雄的名字，却永远刻在我军光荣的历史上。
　　突击队选择好了以后，他们立即兴高采烈地装备起来：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一把马刀，还有六至八个手榴弹。在连长熊尚林的带领下，第一船的九个同志跨上了小船。
　　这工夫，我走向刘、聂首长。首长们正站在河边的工事里，用望远镜望着对面，不时地低声商量着什么。刘总参谋长问了问准备情况，又向对岸望了一眼，向着杨团长说：“开始！”
　　“战斗开始！”杨团长下达了命令。
　　“哒哒的……”清亮的冲锋号声响了。
　　“哒！哒哒！”轻重机枪一齐向敌人的工事射击了。
　　“轰！轰！”两发炮弹在敌人的碉堡上爆炸了。
　　二连连长一招手，系在岸上的绳索解开了，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
　　一时，同志们的目光都一齐集中在这只在激浪中颠簸的小船上了。不知怎的，小船似乎走得特别慢；敌人的枪弹也好像特别密，在船的四周激起一团团的浪花。有时，浪花把整个小船遮住了，我们的心里顿时一阵发冷；当浪头又把小船推出来时，我们又高兴得欢呼起来，我们的心就这样随着小船的起伏跳动着。渐渐地，大家都忘掉了自己，陆续地爬出了壕沟，站到岸上来。刘总参谋长、聂政委也挤到前面来了，号声突然停住了，萧华部长几步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抢下号来，甩两甩，挺起胸膛吹起来。我知道，从首长到每个战斗员这会儿大概都和我有一样的心情：打吧，向我们打吧，只要不打中我们的船，哪怕我们的血能减少船上的一枪也是好的！
　　小船在破浪前进，驶过了中流，接近了崖下的死角，危险渐渐减少了。很快，小船靠上了对岸。突击队的勇士们从船上跳下来，我紧张地望着他们，看看有多少伤亡。一个，两个……八个，九个，个个都生龙活虎般地扑上敌方渡口。“好！全活着！”我不由惊得叫起来。
　　当空船往回返的时候，勇士们已经冲上了台阶。敌人慌乱地把滚雷和手榴弹乱扔下来。顿时，勇士们的身影被一团浓烟和岸边被炸起的水花遮住了，我们刚松下来的心又紧张起来：他们还在不在？打了一阵以后，大概敌人以为把我们的人都消灭了，滚雷停止了。这时，好像故意回答我们的疑问似的，硝烟里又出现了一群人影，射击着向敌人的碉堡冲去。后来我上去时才发现，原来渡口很陡，台阶又高，正好成了战士们隐蔽的死角，敌人的滚雷、手榴弹从战士们的身上滚过，然后在岸边爆炸，因此没有伤亡。
　　突击队快要接近碉堡时，二百多敌人跃出工事，开始反冲锋了。我正想命令火力掩护，那边杨团长早已下了命令：“给我轰！”赵章成同志把仅有的两发炮弹打出去了。炮弹真准啊！正好落在敌人堆里，敌人一乱，勇士们冲进碉堡，控制了主要工事，和敌人厮打起来。
　　驶回的船又靠岸了。我带着二连二班的战斗员和两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共八个人跳进船里。小船在徐徐前进，可是心里比在岸上时还要焦急，觉得船比在岸上看走得还要慢。我紧握着驳壳枪坐在船头上，向前面看看，连连催促船夫：“快点儿，快点儿划！”战斗还在渡口上面的小围子里激烈地进行，我们的人数和一营敌人相比实在太单薄了；回头看看南岸，同志们还都暴露在河岸上，扬着手，呼着口号；再看看船上的同志们，每个人都脸色铁青，直盯盯地望着对岸。尽管敌人的枪打得很密，在船旁的水里激起“刷刷”的声响，但谁也不在乎。
　　船刚过中流，忽然听见背后谁“哎唷”一声，扭头一看，一个战士正用手捂着右胳膊，接着，船底一股水像小喷泉似的直射出来，船被打穿了。
　　“快堵住，快堵住！”四班长在喊，大家七手八脚地忙着把洞堵起来。
　　一个船夫直瞧着负伤战士的胳膊发呆。“快划呀！”我这一喊，他才又划起来。可是因为把握不稳，船被浪一打，往下一斜，直往礁石上撞过去。还亏船夫眼灵手快，用力一扳桨，使手抵住了礁石，船滑过一边，船夫的手也被擦破了。船在礁石边上摇摆着，眼看急流要把船冲到礁石下游去；如果被冲下去，被从礁石那边过来的水流一夹，船就会翻的。在这紧急关头，船夫吃力地把住船，拼命地喊：“下来，快下来，把船推过去！”我们只好都下船跳到礁石上，有几个同志站在礁石的水里，用手推，用肩抵，把船绕过礁石，才重又上船。当我们到达对岸时，已经在渡口下面二百多公尺了。因为是陡壁，没法上岸，又只好再把船拖上去，弄了整整一个钟头，才到了渡口。
　　渡口上的战斗更紧张了，我们第一批战士据守住碉堡，敌人正进行着一次次反击，我们上去的正是时候。我一招手，一排甩出了八九个手榴弹，敌人两个班被打垮了，我们和熊尚林同志带的九个同志会合了。查查人数，我们十八个人，除了一两个负轻伤的，一个也不少。我向熊尚林喊了声：“赶快往前打！”十几支快火器一压，守敌全垮了，分作两路，一路退到北面的山上，一路沿河逃走了。
　　渡口完全被我们占领了。我伏在小围墙上，向对岸望去，第三船已经平稳地驶过了中流，正向岸边疾进。船上几挺重机枪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坐在船头上的，正是红一团杨得志团长。岸上，还继续传来震天动地的喊声，我把驳壳枪往皮带上一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蒋介石继续做他那消灭红军的迷梦吧！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永远不会做石达开第二！我们胜利了！